男女有别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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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也可以叫做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男女有别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三篇,欢迎品鉴!

男女有别乡土中国读后感1

　　在读《乡土中国》的时候，有个词在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那就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算是一个舶来词，特指父母的家庭，与之相对应则是新生家庭，也就是夫妻自己组建的家庭，新生家庭并不包括夫妻双方父母，而这则与中国传统观念是相悖的。

　　费老在《乡土中国》的《家族》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也就是说，中国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区分是模糊的，在一定程度上新生家庭仍然依附于原生家庭，无法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割裂。“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费老如是说。

　　不可否认，原生家庭与新生家庭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生活、养育等事务上的配合协作，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沟通，但也不可避免出现种种摩擦，最重要的是在原生家庭的持续影响下新生家庭无法真正实现经济、人格、思想上的独立。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总是喜欢描绘主人公在失去双亲后马上懂事、肩负责任的故事，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彻底“断乳”。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费老并没有明确说中西两种家庭关系何为优劣，但可以看出他希望被固化的中国传统家庭能够做出些许改变。

男女有别乡土中国读后感2

　　费孝通先生在序言里就直接说了，他写《乡土中国》的目的就是介绍“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并且他从实际出发，介绍了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知道、人情、礼俗血缘、道德等的特点，让读者从实际中理解了乡土人们的内心世界。费老在第一章就提出了乡下人的“土气”，乡下人向土地讨生活，和土地分不开，以农为生的人们，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也就是论语说的“生于斯，死于斯”。

　　       并且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城里绝对看不到这样的现象，这个是“土气”特色，也是一种习俗。接下来费老又讲了文字下乡，他说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讲究文法、艺术，但是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必要的，有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在乡土社会中，他们有着自己的“行话”有着“无言胜似有言”效果，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并且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费老也讲到了差序格局在中西方的对比中，西洋的格局是团体，就像捆火柴一样绑在一起，而中国则是家庭，就好比丢了一块石头在水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具有伸缩的能力，有着“人情冷热、攀关系、讲交情”的特点，而西洋的就是权力问题，作者说人何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作者还讲了家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的内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我们的奉行的是儒家文化，讲的是“和气、礼治”，人情世俗的常态。最后作者还讲到了血缘与地缘、欲望和需要、名实的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变迁的速率是很慢的。这本书用对比的手法进行叙述，很容易让读者了解，并且也举了许多事例，很贴近人们的生活，容易接受。

男女有别乡土中国读后感3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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