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师德师风范文(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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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自古就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但“育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要求老师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古代师德师风范文(通用4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 中国古代师德师风

　　[摘  要] 中国古代自教育发凡,即开始形成以教师为本的为师之道。历代教师恪守与弘扬,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师德传统,它旨在追求至善、崇德、贵表、务本和弘道。在传统师道中,师德为百业道德之首,是教书育人的基本要求,强调人格独立、立德善教、学不厌新和公心求是。师风是师德行为表现出的特有精神状态,主张教师要自立自得、知行合一、知体达用和长善救失。

　　[关 键 词] 师道;师德;师风

　　[作者简介] 毕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在漫长的教育发展历史中,教师作为传道育人的特殊知性人群,始终是教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受到历代政府和人民尊重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师道传统的永恒和创新。师德师风,是师道的重要内涵,历代教育家在不同时期为弘扬师道,对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多有论述。

　　一、师道的基本精神

　　我国历代教师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永恒信奉、不断追求、与时共进、薪火相传的中国“师道”。恪守和弘扬师道,光大教育优良传统,是中国历代教师共同信奉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形成了我国教师所特有的职业道德心理和性格特征。

　　首先,师道至善,化民易俗

　　师道寓于教育之中,为师者操守。儒家经典《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云:“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礼记•学记》)《大学》等经典认为,教育就是通过传授知识使人们学习和弘扬这个“大道”。知识有“修身之学”、“立本之学”、“经世之学”,也有“章句之学”、“辞赋之学”、“技艺之学”。为师者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小学”;其为学之道是“君子之学”或是“小人之学”。只有那种具有“大学之道”修养、情怀、志趣的学者,才能立足于社会。只有浸蕴深厚的道德修养、积极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感的学者才可以称作“大学者”,才可以传授“君子之学”。

　　其次,师道崇德,以善先人

　　我国师道传统的基本精神,具有养成人格、发展身心的道德教育感染力、影响力,具有化民成俗、陶冶情操、塑造民族精神的特有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教来规范人民,人们不但有廉耻,而且人心归服,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孔子主张德治仁政,要求以道德秩序建设作为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故教育“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学而》)。荀子主张:“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荀子•儒教》)《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礼记•学记》)古代师道传统强调教育以实现“德治”为目的,故为师者必须在化民成俗、表率人伦方面发挥先导性、典范性作用。

　　其三,师道贵表,以身作则

　　师道是教师必须遵循的职业行为准则,是“人道”的最高层次,重在为人师表。自古以来的大教育家,都在教育理论上花费很大的精力作了阐述。孔子从“德治”观点阐述了执政者和教育者在个人“修德”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从而阐述了师道的基本作用与意义。“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揭示了上行下效的道理,深刻指出为政和从教者的道德修养对于治理国家、影响社会道德风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学记》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礼记•学记》)教师是化民成俗的主体,是通过教书育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其职责是以“六艺”教育百姓,建立“德治”的社会道德秩序。师道贵在表率、示范、引领,故“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

　　其四,师道务本,本立道生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他称有德之士为“君子”或“君子儒”,作为教师必须首先完善自己的道德。“君子务本”(《论语•学而》),所谓“务本”,就是修养德性。荀子认为,孔子所指的“道”就是做人应当遵循的道德定律。“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孔子毕生致力于传道,并不断完善和修养自己,是我国古代大力提倡师道并且努力实践师道的教育家,由于他在道德修养、教书育人、学术贡献等方面的伟大成就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从而为中国古代师道精神做出了崇高的德义诠释,也使教师得到了受教育者和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其五,师道尊严,文以载道

　　《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师道尊严,是中国古代奉行的精神,“教不严,师之惰”,人才培养需要严格的教育管理,这是不争的事实。唐代韩愈,对师道传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所以为道”,即教育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道”既是以儒学为根本的中国主流文化,也是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人性本质的人伦道德、知识技能。教育就是通过“传道”来培养和完善人性,通过“弘道”来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他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所谓“传道”,就是指传授儒家道统,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道理和技能;所谓“授业”,是指讲授文化典籍、经学以及百家之学,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训练;所谓“解惑”,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破除学习障碍,在道德修养和知识学问上有根本的上进。“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师说》)教师的基本前提是“闻道”在先,其次是能够“传道”,而“传道”的目的则在于“弘道”。因此,教师以“传道”为根本,以“解惑”为手段,以“弘道”为指归。韩愈给“师”与“道”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不仅开启了唐代“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先河,而且对宋元明清的师道传统继承与弘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师德的基本内涵

　　师德是对教师操行修养的基本要求,是搞好教书育人的动力源泉。中国师德的基本内涵是“道不远人”,为人师表,要有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独立人格,为民族和国家利益而坚守德操,为改造社会,造福人民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一,卓行特立,壁立千仞

　　孔子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为建立“德治”社会,弃官从教,四处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精神。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他把“仁、智、勇”视为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和德操。墨子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学术主张,为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以及“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公平合理社会,不畏艰险,以“强说人”的姿态,四处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积极制止战乱发生,表现出一种执着改造社会的淑世情怀和献身精神。

　　继孔子之后的战国儒学大师孟子,作为一代宗师,在战火纷争、群雄兼并、战乱频仍的社会险恶环境中,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一种高尚的自主、独立的人格修养。主张“达不离道,穷不失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尽心上》)持之以恒地追求道义,为了坚持道义和做人原则,不阿谀奉承,宁做“不召之臣”。他说:要“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顾义以道”。(《孟子•公孙丑上》)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提出的这种人格标准,历来被人们视作君子道德修养的目标。宋代大教育家张载极力主张以这种人格标准作为师德的灵魂,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近思录拾遗》)

　　其二,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师德是古代“人师”本义的表现。《学记》云:“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礼记•学记》)《学记》认为作为“人师”者,必须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而非生搬硬灌地传授知识。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有句名言:为师者“必仁且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春秋繁露•玉杯》)因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作为一名教师既要有仁德修养,又要有聪明智慧,有所为有所不为,对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要有自己的判断力、选择力,不能人云亦云,死守章句,了无创作。在学术上要有“授人以能”的过人本领。

　　王通是隋代的大教育家,在年轻时因才学出众,被隋文帝任命为蜀王侍读。后不久弃官归里,不再出仕为官,一心从事著述和讲学。他说:“天下有道,圣人藏焉;天下无道,圣人彰焉。”(王通《述史》)他主张,一个有作为的教师,应当“生以救时,死以明道”。(王通《周公》)以为天下无道,正是需要圣人君子施展才能的机会;只有大公无私,抱着淑世情怀、敢于急流勇进、积极进取的行为,才是师德的表现。王通根据“必仁且智”的思想提出“智不可独”的命题。他说:“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以行乎哉?”(王通《问易》)作为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的个性,正确地把握学生的发展方向,因材施教,量力而行。敏锐地识别学生的个性,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潜能,是为师之道的重要体现。一个品德高尚、学识广博的教师,善于识人育才,善于量力而教。“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王通《魏相》)“必仁且智”,即在教学实践中要善于变通。他说:“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王通《周公》)所谓“方”,就是指死板教条,一成不变。一个教师如果在时间、地点、条件、对象变化了时,教学方法不能随时改变,那么就不会有“善教”的结果。王通是精通为师之道的大教育家,他培养的一大批高才,后来都在唐代开基创业中成为元勋重臣,如李靖、魏征等都成一代名臣。他指出,国家兴衰在于人才,人才得失在于教育,教育的成败在于教师是否“必仁且智”,即有无远大的抱负和高明的教法。

　　其三,授业解惑,志在弘道

　　在我国师道传统中,凡有作为的教师所信奉的实践道德原则,即在教书育人的生涯中,不断追求学术创新。道德文章,是教师的基本修养。不断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教育改革能力,是对师德修养的基本规定。无论是“传道”,还是“授业”,都要着力追求学术与教学上的创新,立志弘道,促进主流文化与时俱进。

　　在唐代,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佛教的巨大冲击。面对佛教盛行,韩愈在当时人们“耻学于师”和为了科举考试只“习其句读”的情况下,首倡师道,弘扬儒学道德文化精神。在他担任国子学博士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韩愈《讲学解》)显示了一代宗师立志弘扬师道、廓清学风的超凡脱俗的学者胆识,表现了一代文豪“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高尚道德人格。韩愈认为,战国的儒学大师孟轲和荀卿,是继孔子之后实践师道的楷模,“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韩愈《讲学解》)因此作为一名杰出的大教育家,决不是教人“句读课仿”,而是要在弘扬和光大中国文化上有所作为,要主导文化和道德发展的潮流。唐代的柳宗元,曾极力推崇韩愈敢于大倡师道的胆识。他指出,自魏晋以降,“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诲,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为士林豪杰,思想领袖。教师要弘道精神,就得舍弃功名得失,以卓行特立的内功修养,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如此方能通过传道授业,开拓一代学术风气。

　　其四,公心求是,和而不同

　　学为天下公器,利为天下所用。教育追求真理,是学术发展的基础。纵观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教育对于我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和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教育实践中,一代又一代有作为的教育家,为推进文化学术与教育创新,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显示了我国师德所赋有的“公心求是”、“和而不同”学术创新品质。

　　我国古代教育家主张,要发展学术,必须恪守求是准则。无论各家各派,还是私法家法,都要以公心判断是非曲直,即“道”的是非应以“公心”来判断,不能有“私心”袒护之情。王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而已矣。”(《全书》卷二《答罗整庵书》)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唐甄也指出,学校是公议国事是非的场所,教师要作育实用人才,就要出于公心指导学生评议是非曲直,培养秉公判断、旗帜鲜明的政治素养。“公心求是”作为教师恪守的职业道德,即在对学术价值评价上要以“公心”争鸣,旨在“求是”,而非“求同”。我国学术和教育,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而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与教育家群体以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努力推进创新息息相关的。

　　三、师风的基本体现

　　师风,是教师职业道德行为所表现出的特有精神状态。教师职业是最有实践性、探索性和独立性的,一个优秀的教师最可贵的精神,在于他从事教书育人的全过程中,不仅为人师表,而且还能坚持不懈地以创新精神从事教育实践,在实践研究中创立自己的教育教学风格,形成个性化的实践特色。

　　其一,自存本心,自立自得

　　孟子主张学术创新,贵在自立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也。”(《孟子•离娄下》)陆九渊是宋代极力主张自立自得的大教育家。他指出:“人孰无心,道不外索。”(《陆九渊集》卷五)“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自得、自立、自道,不倚师友载籍”。(《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主张教师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创新能力,敢于在实践中坚持独立思考的理论探索。只有自己在实践中“自得”的理论与经验,才具有生命力,才有学术价值。

　　在自存本心、自立自得的修养方法上,古代教育家都有不少论述。朱熹指出:“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小学辑说》)“书不记,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利义,要作贵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性理精义》卷十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朱子语类辑略))存养本心,对于教师来说就是存养自己的良知。小则对学生,大则对民族国家,良知不被现世功名利禄荣辱得失所蒙蔽,学术创新成就自得,师德人格精神自立。

　　其二,志存高远,知行合一

　　我国自古以来的大教育家,都有超凡脱俗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探索精神,强调知行合一。如王阳明在潜心研究和实践朱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对朱熹“格物致知”观点进行了修正。指出读书学习不是人生的准备,而是人生道德修养过程的一种实践方式。指出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所有“知行”活动,都是与德性成长相关的。人是“知行合一”的有机整体,知行不可分割,知识的学习与消化,社会生活与劳动,都对个人道德观念、信念、认识与判断能力的形成有紧密的联系。“心是人的主宰”,知和行都是“心”的体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他认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在教育,教育的成败在于师道修为是否知行合一。他尖锐地指出当时政治危机的根源正是因为士林道德颓废,“人心陷溺,学绝道丧”。由此,他奋起弘扬师道传统,授徒讲学,倡导“知行合一”学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理学教育改革思潮。他主张为师者不要贪图现世功名,而应当献身于理学振兴运动,通过书院教育改革以“挽回先王之道”。他说:“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

　　其三,术德兼优,知体达用

　　历代教育家认为,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个具有时代性影响的大家,应当做到德、识、才、学的有机统一,发展学生,成就自己,如此方可称其“道德文章”。荀子主张“学无止境”,教师应当在知识和道德的修养上,追求个体人格道德完善与学术造诣精湛的有机统一;陆九渊主张“明心自得”,教师应该努力实现“自我、真我”,追求独树一帜、学术创新与开示来学、继往开来的有机统一;朱熹主张“存理抑欲”,强调教师必须追求知行并进与为人师表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示范的有机统一;王阳明主张“情理合一”,要求教师要深谙教法,深度了解和爱护儿童天性,率性而教,使之“习于性长,化于心成”;李贽主张“率性而为”,要求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之前,应当对教育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应有十足的信心和必将获得成功的快乐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谓术德兼优,要在因材施教;所谓知体达用,旨在引导每一学生成长和发展,并进入到一个人性发展成熟的自由境界。

　　其四,长善救失,诲人不倦

　　《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其善而救其失也”。“改过迁善、长善救失”既是“知体达用”的道德教育原则,也是师风特有的乐感精神。古代教育家强调,教师的仪表是庄静严肃的,而对待学生的态度必须是和蔼可亲的,尤其是对待后进生更要有“爱子之心”,不可厌恶或放弃。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指出教育对人性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因此他主张“有教无类”,要求教师要有博爱之心和大爱之能,不仅对学生要善于“因材施教”,而且对自己还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要求教育“率性”扩充人性天赋的四大“善端”,使之“知体达用”,即使人性固有的“良知良能”在现实生活中成为自己行动的主宰,从而最终展现人生的道德价值。古代教育家提倡爱生如子,诲人不倦,而对使用粗暴的方法或压抑学生个性的行为始终持以批评态度。历史上许多教育家,也正因为循循善诱,因势利导,长善救失,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才,从而成为一代宗师,高山仰止。

第二篇: 中国古代师德师风

　　［摘要］师德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师者，治世之本，万世之表，应志于师道、以师为荣；师者，正己而正人，须身正为范、淳风化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必勤勉治学、熟读精思；师者，知难而进，知困而学，则教学相长、不耻下问；师者，上善若水，坦荡无私，能慈爱弟子、兼容并蓄；师者，察识贤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主张因材施教、学以自得。探赜古人师德思想，古为今用，可为当代教师师德的培育提供思想资源和人格榜样。

　　［关键词］古代中国；思想家；师德

　　［中图分类号］G4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2）06-0074-05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教师形象的最好描述。作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要有“道德”。“师德”是师之为师的基本素质。“师”本义为“军队”，后演绎为“教师”，而表示“教师道德”之意义的“师德”一词，乃为近代话语的产物。中国古代硕学鸿儒、思想巨擘们关于“师德”的一些真知灼见，将泽披后世，启迪后学。

　　一、志于师道，以师为荣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教师均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是立人之本、为学之本。因而，许多从事教师职业的师者，都以师为荣、以师为职志。

　　师者，治世之本、万世之表。许慎指出，“师”本义为古代军队的一种编制，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之言帅也”［1］。“师”引申义是代表某种共通性理念、具有权威、能够教导别人、且传沿思想和观念的人，这即是“教师”。《周礼·师氏》云：“师氏，掌以媺诏王。”郑玄注曰：“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师氏掌以前世美善之道，以诏告于王，庶王行其美道也。”按照《师氏》之记载，“师”以三德教国子，即：以至德为道本，以敏德为行本，以孝德知逆恶；同时又教以“三行”，即：以孝行亲父母，以友行尊贤良，以顺行事师长。［2］由此可知，“师”是“德”的培育者和“行”的倡导者，没有“师”，统治者便不能“教之以事而谕诸德”，就不能有健康的道德品质的培育；反之，为“师”者，若不能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个体修养价值的完善，便不能称其为“师”。

　　孟子把教师的地位抬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把教师凌驾于君之上：“是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教师有崇高的地位，从事教师职业是莫大的荣幸，因为“教天下英才”是“君子三乐”之一：“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荀子进一步提升了教师的地位，他将教师看作是“治之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看来，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正因为荀子的上述主张，“天地君亲师”这一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才得以确立。［3］故，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学生行为的楷模，更是“化民成俗”的端始。

　　师者，传道授业，故应立定师道、悉心为教。孟子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羿教人射术，要求学员应“志于彀”，即要专注于“射”这件事，唯全心全意地从事射术活动，方能取得良好效果。同理，教人者立定“教”这一过程、专注于“教”这一事业，才能在教学实践中积蓄力量，提升自我能力。荀子亦论曰：“君子壹教，弟子壹学，亟成。”（《荀子·大略》）所谓“壹”，即“专一”，专心致志于“教”和“学”，教者与学者皆能“亟成”，有所成就。

　　“志”于教、“壹”教，即是“敬”重教育事业。朱熹曾指出，做事“敬”能实现功德圆满：“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尔。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4］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论教育家之自觉时也深刻地指出，教育者敬重、专注教育事业，是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保障：“凡为教育家者，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又须头脑明净，识见卓越，然后能负此重任。……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愿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即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5］“敬”是“随事专一”、“不放纵”。以师为荣，自是教者的“志”。立定此志，无有不成。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8卷第6期张瑞涛，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师德观概览二、身正为范，淳风化俗

　　教师是公平正义、规范价值的化身，承担着淳风化俗的社会责任。从事教师职业的师者，必当身正为范，由正己而正人。

　　师者，身正为范，正己以正人。孔子明确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身正方教导他人，否则，教人者无说服力，被教者自不会宾服。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正人正己”的思想，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因此，“教者必以正”。若自己不能“正”，则应反躬自省：“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反躬自省的过程即是彰显自我主体性、开显自我道德理性以及提升自我道德素养的过程。

　　关于如何“身正”，古代思想家多有论述。如孔子要人“刚正不阿”：“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论语·公冶长》）；要“诚实笃信”：“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言必信，行必果”；要“谦虚谨慎”：“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要“诲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等等。孟子要人“淡泊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老子引圣人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汉代哲学家董仲舒亦指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6］224师者无欲方刚，刚正而不阿，自可导民于朴实、真诚。教师“身正为范”的终极意义在于培育学生健康的道德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墨家学派代表墨翟曾说：“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墨子·所染》）。荀子亦论曰：“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荀子·性恶》）；“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威，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儒效》）。汉代思想家韩婴在《韩诗外传》云：“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7］；扬雄在《法言·学行》中亦云：“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8］169。人是环境的产物。在教育教学环境中，教师起主导作用，教师“身正为范”，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从而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校风，诚如《论语·颜渊》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三、勤勉治学，熟读精思

　　教师的教育活动不仅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格，还要善于解答学生对具体学科知识的疑问。那么，从事教师职业的师者，当博览群书、勤勉治学，并能实现知识的创新与传沿。

　　师者，授业解惑，故须勤勉治学。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亦有“困而学之者”，他自身则是“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敏以求之”体现的是求真、求知的好学精神。

　　教师传授学生知识，自身应该对所授知识有全面的理解，教师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身应是长流水、是源头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一桶水，诚如孟子所言：“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唯有填满了沟洼方继续前流，君子志于师道且有所学，方有所成就、有所规模。荀子高度重视现实世界中人的修行，强调文化积累对人德性的改造，从而主张“积习”、“化性”：“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乎。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荀子·儒效》）；“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

　　教师善思明辨、勤勉问学，既是成己的必然要求，“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又是正人的基本举措，“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人，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汉代思想家王充的《论衡·实知》亦论述了“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知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实者圣贤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世，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6］236。王充否认有所谓生而知之之人，凡有血脉的人类，没有不学就能知道的事，亦没有仅仅靠思考就能理解的问题，有知识有才能的士人，只有“学”才能成功，唯有“问”才会知道。王充在《论衡·别通》中还指出，师者应“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6］240，教师要做到博通古今，以海纳百川之情怀，通贯诸家学说，以应对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知。

　　教师的勤勉治学是以熟读精思为根基的。孔子曾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亦论曰：“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他在《学规类编》中亦指出：“读便是学。……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杌陧不安。……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6］313。熟读而能精思，便可充分理解原作者的意思，并结合阅读者自身的学识与修养，实现阅读文字意涵的重新诠释。教师不是传声筒，亦不是书本知识的背诵者，而是知识的讲解者和创作者。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提升自我身心修养和知识储备的过程中，要对知识有清晰的、逻辑的分析和感悟，并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与思维传授于受学者。从而，使师生为知识的创新和传沿共同努力。

　　四、教学相长，不耻下问

　　教师应以“教”促进自己的“学”，以“学”反思“教”中的问题，且善于与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从而师生共同进步。

　　师者，授学他人，故应知难而进、知困而学。《礼记·学记》载：“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9］教师的“教”是检验“学”之效果的最直接手段；“学”是实现“教”的合理性、准确性、思想性和时效性的基础。学而忧则教，教而困则学，学以致用，教学合一。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言：“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6］243教师要教学生，自身应要先学习。教师学习的独特性便是要将自己所学与学生的现实问题的解决相对应，而且要与时代步伐相对应。教师的教不仅是要让学生了解知识，更是要使学生创造新的知识，帮助学生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教师的学和教不能有效地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那就是鹦鹉学舌，是古旧知识的传声筒、代言人，而不是新知识的“创作者”，更不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良师。

　　教师与学生构成教学的主体，师生应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孔子曾讲“三人行，必有吾师”（《论语·述而》）。唐代思想家韩愈在《师说》中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一方面标示出教师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师无贵贱、无长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6］277。师生双方既有差异性——身份、年龄、掌握知识的系统程度等有差异，同时又有共通性，皆体现出求学问道的意向性。正如朱熹在《小学辑说》中所言：“学之大小，故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6］306，二者是互相促进、共同进步的教学活动主体。师生在和合共存的“教学”过程中，围绕知识的积累、道德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训练等方面互有启发，从而消弭了地位上的差异和年龄上的差异。孔子所提倡的“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之本质正是凸显师生间平等的交流与谦诚的互相学习心态，从而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相长。五、兼容并蓄，慈爱弟子

　　教师教书不应以受教者身份和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是应赋予受教者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于兼容并蓄中播扬知识，推进人类文明。同时，教师还应慈爱弟子，推崇人本教育。

　　师者以正人为职志，但必尊重教育对象，赋予受教育者平等的受教权利，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性。孔子曾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其意是指教学不应该按照当时政治地位的划分将学生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类别，“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区别”［10］，主张所有人都应尽可能地拥有“平等”的受教权利。因此，在孔门弟子中，不仅有来自于华夏族的，而且还有来自于华夷族的，既有贵族出身的南宫敬叔、孟懿子等，也有贫贱之家出身的颜回、子路、子张等。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口号已然成为现行的教育理念。老子也提出了“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第49章）的平等教育观，而且他还主张教师要细致入微、洞察一切，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缺点，能够包容学生：“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第27章）。师者对每个学生都要负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方能充分实现学生的独特价值。［11］

　　教育是以知识传授为基、以慈爱关怀为本的传道过程。《论语·雍也》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即冉耕，是孔子得意弟子之一，有癞疾，孔子探望他，有“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的悲叹。孔子最为器重的弟子颜渊死，“子哭之恸”，且有“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之悲叹。由此可见孔子对学生的关爱。老子则将“慈”视为“三宝”之一：“我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67章）。“慈”即“慈爱”，人有慈，“慈故能勇”，在慈爱心和同情感的感召下，人勇于谦退，勇于防御，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慈爱成为人类友好相处的基本动力。［12］教师之爱是无私的奉献，是学问传授与道德教诲的有机统一。朱熹任教五十多年，对学生爱护有加。据他的学生黄幹记述，朱熹在教学中，每学生“意有未喻”时，皆“委曲告之，而未尝倦”；每遇学生“问未切”，皆“反复戒之，而未尝隐”；每看到学生勤奋好学，皆“喜见于言”；发现学生进步迟缓，又每每“忧形于色”；教育学生，往往“讲论活典，商贯古今，率至夜半”。①朱熹晚年居建阳，创沧州精舍，和学生共食粗菜淡饭，“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如沉病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8］257。教师慈爱学生，学生方尊师而重道，这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孜孜以求的“亲其师信其道”（《礼记·学记》）的理想境界。

　　六、因材施教，学以自得

　　因受教对象禀赋的差异，教师当善于因材施教而使学生获得全面进步。此外，教育活动是“授人以渔”的启发过程，“教”须使学生“学以自得”，以此实现师生间知识的薪火相传。

　　人之禀赋有差异，对问题的体认有程度上的深浅差异和广度上的宽窄差异，在对问题的领悟上亦有快与慢的差异。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相同问题的讲授和诠释必须体现出全面性和多层次性，不能采用“一刀切”教学模式。而最好的教学模式便是启发式思维，做到因材施教。《论语》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子路与冉有问孔子相同问题：“听到的道理就要照着做吗”，而孔子授二徒以不同的答案，其根据便是“求也退，由也兼人”，是从学生性格出发而推出不同答案。这样的授课方式会促进不同学生的全面发展。墨翟亦坚持“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据载，他出游各诸侯国，其弟子魏越问：“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照墨子之论，就是治国须针对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择务而从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教对象有不同的问题，教学者只有对受学对象有清晰的认识和分析，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因材施教以“人人皆能”为基础。教师的作用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正如孟子所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教学者传授给受学者特定的问题解决之道和思维方法之后，教师的传道任务基本完成，学生则进入了自我反思、自我体悟的“学以自得”的过程。教师应针对不同学生提供不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学生则运用潜在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学习、领悟知识，这就是“自得”。孟子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朱子对此有阐释：“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13］“自得”是要学人于“潜心积虑、优游厌饫”中自我悟道。陆九渊则明确以“自得”为其倡言心学的方法论原则，指出：“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14］。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亦有论：“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圣人之道”。［15］中国古代思想家以“自得”为体认真理的正途，也以“自得”作为启示门生的基本方法，强调的是灵性感悟、沉思体味。“学以自得”凸显了人的内在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材施教正是对这一能力的重视和提升。

　　总之，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为师者，应志于师道、以师为荣；须身正为范、醇风化俗；必勤勉治学、熟读精思；当教学相长、不耻下问；能慈爱弟子、兼容并蓄；应因材施教、学以自得。探赜古人的师德思想，洞察前贤的师德风范，可为当代教师师德的培育提供思想资源和人格榜样。

　　注释：

　　①参见黄幹的《勉斋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集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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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于述胜.道家教育智慧的现代启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22125.

　　［12］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8：312.

　　［13］朱熹.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M］／／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92.

　　［14］陆九渊.语录（上）［M］／／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452.

　　［15］王守仁.别湛甘泉序［M］／／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31.

第三篇: 中国古代师德师风

　　⑴古今关于具有良好师德师风文人的例子

　　孔子

　　⑵师德故事有哪些

　　有位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叫班上小朋友画出他们感恩节的东西。这些小孩多半来自贫苦家庭，所以她料想他们多半会画桌丰富的感恩节佳肴，外加一只香喷喷的火鸡。但看到道格拉斯的作品后，她惊讶不已，上面画了一只手!

　　这是谁的手?班上的小朋友都兴致勃勃地开始猜测：“这一定是赐给我们食物的上帝的手。”一个小孩说道。“是农夫，他用这手养出大鸡。”另一个小孩也有意见。在一阵猜测后，小朋友们又跑回座位继续画画。这时老师走到道格拉斯身旁，弯下腰问他那是谁的手。“那是你的手，老师。”他怯怯地回答。

　　道格拉斯个头矮小，样子也不讨人喜欢，但老师在下课时总会过去牵牵他的手。她常这样握孩子的手，但对道格拉斯而言，意义格外重大。也许过感恩节的意义并不在于收受他人给予我们的有形物质，而是借此机会回馈他人，无论是如何微小的付出。

　　⑶真实的师德小故事

　　带病上课啊

　　⑷古代关于仁德的故事

　　1、唐太宗教子尊师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给几位皇子选择的老师都是德高望重、学问渊博之人，如李纲、张玄素、魏征、王圭等，而且一再教导子女一定要尊重老师。有一次，李纲因患脚疾，行走不便，当时皇宫内制度森严，官员不要说坐轿，就是出入也是诚惶诚恐的。唐太宗知道后竟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皇子迎接老师。还有一次，唐太宗听到有人反映皇四子李泰对老师王圭不尊敬，他当着王圭面批评李泰说：“以后你每次见到老师，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从此，李泰见到王圭，总是好好恭迎，听课也认真了。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他的几位皇子对老师都很尊敬。

　　唐太宗曾下诏说：“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前所进令，遂不睹三师之位。黄帝学太颠，颛顼学绿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五学虢叔，……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他一方面强调尊师重教，专门下诏书规定了对待老师的礼遇，并教诫皇子们见师如见父；另一方面鼓励老师对皇子的过失极言切谏。各位老师都能够坚定地履行职责，与唐太宗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九皇子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唐太宗对他更加严格要求，李治每次听了父亲和老师的教导，都是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感激赐教，表示一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古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人尊师重道的精神，被后世传为佳话，令人学习和敬仰，使人追求高尚的道德和树立崇高的信仰，敬师德、学师德和永铭师恩。

　　2、

　　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是三家分晋中魏恒子的孙子，是一个很贤明的国君，他那个时候，魏国山多地少，人多粮少，夹在赵、韩、齐、秦等几个强大的国家中间，就像一块肥肉放在一群饿狼中间一样，魏文侯怎么能不着急呢？

　　不过，魏文侯却依靠自己的贤德把魏国很快变得强大起来了。宝宝，你一定想知道魏文侯怎么贤德吧，那就仔细听下面的故事。

　　（1）魏文侯很重视人才，他拜子夏（孔子的得意门生）和田子方（当时非常有名的道家圣贤）为师。听说段干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隐士，每次经过段干木家的时候都先下车，然后低下头，手扶着车走过，以表示对段干木的尊敬。这三个人都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各个诸侯国都有他们的学生，所以这些事很快就在诸侯国中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魏文侯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所以很多有才干的人都来投奔魏文侯。

　　（2）有一天，魏文侯跟他的大臣在一起吃饭喝酒，正高兴的时候，外面电闪雷鸣，大雨滂沱。魏文侯赶快让人备车。大臣们很奇怪，说：“国君呀，这么大的雨，你要去哪里呢？”魏文侯说：“我跟虞山看护树林的人约好去打猎，现在时间快要到了，但雨下的太大了，我要去告诉人家一声，今天不能去打猎了。”别人一听是这么回事，便说：“嗨，你这是何必呢，不就是一个守林人吗，派个人说去通知一声不就可以了吗，怎么还要亲自去？”魏文侯一听这话，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亲口答应的人家，怎么能不守信诺去赴约呢？”就这样，魏文侯冒着雨前去赴约了。大臣们都说：“我们的国君真是一个遵守信诺的人呀。”

　　（3）有一次，韩国派人来向魏国借兵攻打赵国，魏文侯很不高兴地说：“赵国跟魏国就跟兄弟一样，我怎么能借兵让你去攻打我的兄弟呢？”韩国的使臣很不高兴地走了。后来，赵国又向魏国借兵攻打韩国，魏文侯还是用同样的理由回绝了，赵国的使臣也非常生气地走了。过了几天，两国国君知道了这件事后，都很敬重魏文侯，韩、赵、魏三过又团结起来，亲如一家了。

　　（4）魏文侯派乐羊占领了中山国后，便交给他儿子来管理。有一次他问身边的大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君呀？”大臣们都说：“仁德的国君。”有一个叫任座的人却说：“你占领了中山，不把中山封给你的弟弟，而是封给你的儿子，怎么能算仁德呢？”魏文侯一听勃然大怒，任座一看自己闯祸了，赶快溜之大吉。文侯气哼哼地问一个叫翟璜的人，这个人说：“我听说国君有仁德，他的大臣就正直，刚才任座的话很正直，所以您是一个仁德的国君。”文侯听了很高兴，立刻派人叫任座回来，还亲自到外面迎接他。

　　（5）一天，魏文侯对李克说：“我听你说过这样的话‘家贫时想起贤良的妻子，国家动乱时想起贤能的宰相’，你觉得魏成和翟璜哪个当宰相好呢？”李克说：“对于臣下，平时要看他亲近的人，富有时看他相交结识的人，有权势时看举荐任用的人，穷困时看他不做什么事情，贫寒时看他不要什么东西。从这五点就能看出谁适合，何必问我呢？”魏文侯说：“好了，我知道让谁当宰相合适了。”李克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翟璜，便问：“国君叫你问宰相的事，怎么样了？”李克说：“是魏成。”翟璜很不服气，说：“西河的守将吴起是我举荐的，他五战五捷，把强大的秦国赶出了中原；邺那个地方很难治理，是我举荐了西门豹；占领了中山后没有人去守护，我推荐了先生您；他的儿子没有老师，我叫来了屈候鲋。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哪一点不如魏成呢？”李克告诉翟璜自己是怎么说的，然后说：“你建议主君用我，难道是拉帮结派当大官吗？魏成把他的收入十分之一用在自己家里，十分之九用于国家；他结识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很贤能的人，主君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看待，而你举荐的人，只能当主君的大臣。你怎么能跟魏成比呢？”翟璜听了很惭愧，对李克说：“我是一个有私心的人呀，以后要当您的学生，好好跟先生学习才对呀！”

　　3、

　　仁义相争

　　传说在清朝年间，沈仲仁、沈仲义兄弟二人在朝为官，官至二品，显赫一时。兄乃翰林院大学士沈仲仁，弟为户部督使沈仲义。先人过世，留下万贯家业，为争家产，兄弟二人反目成仇，争讼于知府衙门。

　　沈仲义告：

　　祖宗历代住甘棠，惟有家兄独占强，

　　田地横吞称自置，家产谋讫不分张，

　　递年租税兄收取，每岁粮差我抵当，

　　若不告明贤太守，暗中无处可投光。

　　沈仲仁诉：

　　弟年七岁父先亡，养育成人教义方，

　　田园赎置其分半，妻亡重婚我主张，

　　经年任他延岁月，家门独我苦风霜，

　　今日忘恩词告道，特将诗句诉黄堂。

　　县太爷判：

　　兄弟须当念孔怀，孔怀兄弟莫争财，

　　弟当有酒邀兄饮，兄有排筵请弟来

　　弟顺兄敬终是福，兄强弟弱不为乖，

　　人生难得为兄弟，兄弟和时事事偕。

　　百岁光荫七十稀，朝也奔驰，暮也奔驰。

　　纵然富贵不相齐，时也来迟，运也来迟。

　　一朝命运福相随，人也敬尔，言也敬尔。

　　人来欺我且宽心，强也从天，弱也从天。

　　莫将闲事告官前，赢也要钱，输也要钱。

　　一朝官司十牵连，邻也牵连，亲也牵连。

　　好把忍为先，尔为民者安然，我为官者亦安然。

　　敦五常以劝事，速改过以修身，本部一片婆心，

　　你兄弟再考虑也。若不听从，依律究罪。

　　此案历经六年之久，经三任知事，未果。无奈，现任知事求教于已离任赋闲的德高望重的知事，他遂提笔疾书，一气呵成一文，书云：

　　鹁鸪呼雏，乌鸦反哺，仁也；

　　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集其众，义也；

　　羔羊跪乳，马不欺母，礼也；

　　蜘蛛结网以求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

　　鸡非晓而不鸣，雁非社而不移，信也。

　　畜乃万类之下，而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全无一德。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兄通万卷，全无治弟之才；弟掌六科，竟无让兄之礼。尧舜禅位，夷齐让国，饿死首阳之下，名传千古。尔等兄弟素无管鲍之才，却有宠孙之志，听妇人之言，致令兄弟失义。无兄无弟，绝人伦之大道；不仁不义，失纲纪之所为。难因微末之小事，而反伤骨肉之大情。古云：同田则富，分产则贫，兄虽有不是，弟诚顺之；弟当有不是，兄包含之。出入之际，再思可矣。若富贵，若贫贱，兄弟别州各游。贵者或官宦显名；富者或商贾生涯，贫者或江湖远游；贱者或庸工事人。朝夕商量酌议，再无异说争气。

　　过而能改，再思可也。又批一颂：

　　兄弟同胞一脉生，祖宗遗业何须争。

　　一番相见一番老，人生何时为弟兄。

　　兄弟见文，惭愧万分，抱头相哭，结伴而回，各自相让，回家后和气致祥。

　　⑸师德的典故

　　孔子既注重抄礼貌，又袭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

　　⑹有关古代！！尊师重教的典故

　　有关古代尊师重教的典故有《程门立雪》、《子贡尊师》、《陆佃千里求师》、《魏照尊师》、《李世民教子尊师》、《张良拜师》等。

　　1、程门立雪

　　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杨时小时候聪明伶俐，人称神童。他考中进士后长期在含云寺和龟山书院攻读经书、写作教学，后来拜著名理学家程颐为师。

　　北宋时福建将东县有个叫杨时的进士，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程颢死后，又将杨时推荐到其弟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所建的伊川书院中求学。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相当高，但他仍谦虚谨慎，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得其真传。

　　一天，杨时和学友游酢，因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为求得正确答案，就一起去程颐家请教。时值隆冬，天寒地冻，他们行至半途，就下起雪来了。赶到程颐家时，适逢程颐坐在火炉旁闭目养神。杨时二人不敢惊动老师，就恭恭敬敬地立在门外等候。

　　过了良久，程颐醒来，从窗口发现了站在风雪中的杨时和游酢，他们浑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程颐急忙起身迎他俩进屋。后来，杨时学到了程门理学的真谛，世称“龟山先生”，被后人推崇为“程学正宗”。“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为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影响久远。

　　2、子贡尊师

　　相传，孔子有七十二个有名的弟子，子贡便是其中之一。子贡尊师的故事，也很感人。一次，鲁国大夫在别人面前贬低孔子，抬高子贡。子贡听说后非常气愤，他当即以房子打比方，说老师的围墙高几丈，屋内富丽堂皇，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到的；而自己不过是只有肩高的围墙，一眼就可望尽。他还把老师比做太阳和月亮，说老师光彩照人，不是常人所能超越的。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在孔子墓旁住下，守墓6年。

　　3、陆佃千里求师

　　古时学校很少，求师困难，求名师更为不易。陆佃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决定到外地拜师求学。当他得知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文学家王安石正在江南讲学，便决心去拜师。为了拜师，他穿着草鞋，背着铺盖，长途跋涉，跑了千里路程。一天下午，来到一条河边，当时没有渡船，只得把行李顶在头上涉水过河。

　　当他走到河心，突遇山洪暴发，巨大的洪流将他卷走，幸好被一位好心的艄公救了上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王安石，当他跨进王安石的家门时，已精疲力竭了。王安石看到这位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的有志青年后，十分喜爱，决心把全部知识传授给他。在王安石的精心教导下，陆佃学习非常刻苦，博览群书，知识面很是广泛。

第四篇: 中国古代师德师风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现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岗爱业、热爱学生、德育为先、为人师表、与时迁移五个方面阐述其对现代师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师德建设继承积极元素

　　中图分类号：G451.6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4.143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赋予教师特殊的尊严和使命，为了维护教师尊严和承担社会使命，在历代统治者及教育家的传承发扬下，教师职业道德不断发展、丰富、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师德传统。鉴于此，本文拟从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一视角，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德建设的积极元素，以期为当代师德建设的构建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不倦的敬岗爱业精神

　　在传统文化中，教师地位与“天地君亲”并举，上升到“导民众、正民风、安邦国”的高度。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教师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敬岗爱业精神。那么，教师如何做到“敬岗爱业”呢？首先，教师要具有“诲人不倦”精神。如孔子认为“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孙丑上》），体现了“孜孜不倦”是教师高贵人格和崇高精神境界。孟子则提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即把教书育人当作人生的三大乐事之一。其次，教师应具有无私教诲的胸怀，无私无隐地传授知识。孔子曾说过“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乎。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尔》）。他以身作则、毫无保留地把知识、思想传给学生，甚至有些奇闻趣事连他亲生儿子从未曾听过。最后，教师要具有积极主动的育人态度。墨子主张“虽不扣，必鸣者也”（《墨子・公孟》），主张教师要积极主动的教书育人，以“为义”精神进行“说教”和“劝教”。

　　2浓厚的热爱学生情感

　　对于教师而言，爱人就体现在爱护、关怀学生，这是教好学生、搞好教育的前提。在传统文化中，爱生情感体现在三方面。首先，要尊重学生、平等待人、亲近学生。孔子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要求教师自己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去教育学生。清代唐甑提出“教者贵亲，亲者易知；承教者亦贵亲，亲则易化。煦妪覆育，如鸡之伏卵，而后教可施焉”（《尚书・讲学》）。认为只有教师对学生有了爱心，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学生才会接近他，才会更容易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其次，要严格要求学生，而不是放纵迁就学生。孔子曾严厉地批评和谴责宰予的学习怠惰，他认为学生应严格要求自己，刻苦磨练生活、学习、意志品质。孟子也主张教师要严格要求学生，要“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王夫之曾明确指出，如果教师“俯从”学生，降低标准，那么结果会导致学生陷于“不知不能”的被动悲境。最后，对学生要有积极期待，鼓励学生不断超越。作为一名教师，不应仅满足学生对自己传授知识的掌握，而更应鼓励学生能超越教师。

　　3坚定的德育为先原则

　　“教书为本，育人至上”提示了教书是教师的本份，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早在商周时期，教师就肩负着造就能“修己治人”人才的重任。如管仲认为“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明确指出教书育人有着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那么，教师应如何培养人才呢？孔子认为，“德之不修，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吾忧也。”他最担忧学生不修德，不求学，听到仁义之事不去做，有缺点不能改正。可见，孔子将修德、讲学、徙义、改过作为教育之本，且将修德放在首位。在《礼记・文王世子》也指出“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提示教师不仅传授知识，还应培养学生优良道德品质，且“教之以事”是手段，“喻诸德者”才是最终目标。荀子认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进一步指出教师在引导学生行为举止、塑造道德品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可见，传统教育内容既注重对学生知识传授，更重视其品德培养，体现了传统师德坚定的育人至上、德育为先原则。

　　4端庄的为人师表品格

　　中国传统的师德，特别强调教师的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的品格。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领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提示了以身作则、言行相符、以身垂范是教师的最基本德行，在一定程度上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教师身体力行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可以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此外，墨子的“以身戴行”；孟子的“教者必以正”；韩愈的“身为正仪”；扬雄的“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陆世仪的“人品不立，则自知不足以师”（《思辨录辑要》）；张行简的“为师之道，端口为先。模范不端，则不模不范矣”（《塾中琐言・端品》），这些思想都诠释了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重要性。教师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只有完善自身人格，才能培育更完美人才。近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更是一语道破为人师表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5不断的与时迁移精神

　　教师在追求和传授知识过程中，不仅要闻道、精业、解惑，还要孜孜不倦地好学进取、具有与时迁移，开拓创新精神。那么，教师如何做到与时迁移呢？首先，要博学之。《礼记・学记》中指出“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孔子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王充也认为“古今不知，称师如何”。这些思想强调了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必须具有广泛的通晓知识。然而，教师仅仅博学是不够的，更重要是学思结合，开创性发现知识。因此，孔子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认为不提出相反观点是愚蠢；孟子也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最后，教师还要知行并重。朱熹认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录》第十三卷），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概括而言，传统文化中强调了教师要具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与时迁移的开拓精神。

　　参考文献：

　　[1]崔建林.中国传统文化大系[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2]周艳.论中华传统师德与当代师德教育[D].广西师范大学，2006.

　　[3]林崇德.教育的智慧[M].开明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高华清，广州市广大附属实验学校，广东广州5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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